一丶现实来源 

1丶家庭渊源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父亲杜闲，做过朝议大夫丶奉天令。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官修文馆学士。其远祖是西晋大将丶著名学者杜预。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家族中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后来曾自豪地宣称“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可以说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也可以说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因此“立功立言”是其家族的传统，同时由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文章四友”之一，这无疑从家学渊源上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再加上唐朝（尤其是盛唐）是一个从上到下普遍重视诗歌的朝代，而且唐代的科举推行以诗取士丶以书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这是诗人入仕的主要门路（另一则是干谒权贵，靠权贵的荐举），诗歌写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这样以诗取士从制度上带动了整个社会崇尚诗歌的风气，所以世风家学都使得杜甫备受熏陶，他后来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因家学之故，杜甫七岁能诗，十四丶五岁时便在洛阳“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赢得了一些声誉。这一时期可以说他学习儒家经书和习诗的早期，这些早期的家学熏陶和习诗，无疑为后来的杜甫成长为伟大的诗人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2丶自身经历

今天大多数文学史将杜甫的一生分为四个时期：（1）读书壮游时期。这一时期是他35岁以前。20岁以后到35岁的十余年里，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因为家道尚未衰落，家中还能够保障他的经济生活来源。漫游几乎是古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一则为了开阔视野，增长阅历；二则也是为了交结名流丶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好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纵览大好河山，江南的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4岁时，杜甫赴洛阳参加科举考试，遭到失利，未能及第，这大概是杜甫人生中第一次遭遇的重大打击，心理颇有些失衡，于是浪游齐丶赵一带，过了一段狂放的生活。他晚年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便是这一写照。这无疑是一种心理弥补。这一时期，从诗歌角度来说，最值得一提的是，三十三岁时他与李白结识于洛阳，然后跟随李白在梁丶宋一带作豪侠之游。当时李白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而杜甫却大器未成，仍处于涵养和积累的阶段，所以这两颗双子星座的碰撞，在当时实在是不对称的，更多的带有杜甫向李白学习的成分，而且李白独特的风采和出众的才华，深深地吸引了杜甫，这从后来杜甫不断地写下回忆李白的诗句就可见一斑。据考证，杜甫一生中写下了赠李白的诗作多至十五首，加上其它涉及李白的诗，合起来近二十首，而李白终其一生只写过三几首怀念杜甫的诗作。强调指出这一点，并非贬低他们的友谊，而是要说明和指出杜甫深受李白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当时更多的是潜意识的影响，人格力量的影响，精神风采的影响，从杜甫晚年毅然去官即可见一例（他到了这时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须知杜甫坚守的更多是儒家思想，入世意识，而李白更多的是道家意识，出世思想）。这一时期，可说是诗人杜甫开阔视野丶壮大身心丶体察自然丶认识自我的时期，然而又刚开始遭受命运打击的时期。这时他的诗艺积累长进但又未能得心应手，他虽然在北游齐丶赵（今河南丶河北丶山东等地）时已经写出了《望岳》一诗（岱宗夫如何？），此首不同凡响的诗作，赞叹东岳，讴歌造化，希望凌顶而小天下，抒发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那种朝气蓬勃，不仅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的雄心，显示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远大的抱负，预示了他将来的气度和格局。但总而言之，这一段时期是他学习和漫游祖国大好河山的时期，却实在不是他的诗作成熟的时期。

（2）长安求仕与困居十年的时期（746—755）。这一时期杜甫35岁至44岁。这一时期是伟大诗人杜甫慢慢形成的时期，是由政治求仕失意转入诗歌创作技艺突飞猛进（亦即注重现实丶由己及世丶注重民生）的时期。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困居了十年，他的生活丶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杜甫到长安求仕，目的是企图有所建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于自家，此时家道中落，经济来源断绝；于自身，种种努力和机会毫无结果，几乎白费；于时代，他投身和进取的是仕途，热望的是报国济世，收获的结果却是“无所用世”的诗歌。老天爷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使得杜甫在痛定思痛之后不得不长歌当哭！历史的阴差阳错，使他倍尝打击和失败（他的种种努力几乎都是白搭，偶尔的好机会也被人为阻挡）。又因为家道中落，生计困扰（“尝困于衣食”），杜甫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权贵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不得不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的屈辱生活，这使得他开始透过社会表面的繁荣认识到朝廷的腐朽黑暗（杜甫自称“杜陵布衣”丶“少陵野老”便始于此时，他已经在诗歌中拉开距离看待朝延和政治了）。而在屡遭挫折之后，直到天宝十四载（755），他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位。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日，安禄山叛乱的前夕了。这十年期间，杜甫既周旋于上层，又接触下层，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从朝廷的穷奢极欲到自家的小儿饿死，目睹种种触目惊心的对比，最终使他得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惊心之论。[1]正因为杜甫在接触上层的同时，也比较广泛地接触了下层劳动人民，对人情世态的体察，对社会现实的观量，使其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仕途进取的失败使他能够客观地认识到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又使他能够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个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身上交织，在其心灵中煎熬，这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深切的反映。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诗人杜甫睁开眼睛来真正认识社会，认识权贵和朝廷的时期，也是他政治理想进取失败丶生活艰难困顿的时期。尤其是天宝十四载（755年）十月，杜甫自京回家探望妻子，一路观行，一路见闻，到家却发现了自己的小儿子被活活饿死的严酷惨状和现实，杜甫的美梦破灭了，他由此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奉先即今陕西蒲城），这显示了他的思想和经历的巨大转变。全诗将诗人忧国忧民丶忠君念家丶怀才不遇等等思想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首博大浩瀚丶沉郁顿挫的宏篇巨制；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潜伏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并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来概括之，形象地揭示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诗歌直接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执政集团的荒淫腐败，是杜甫“史诗”中的第一首长篇作品。

总之，杜甫由此开始认清了现实，虽然对政治和朝廷尚没有完全失望，但思想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他开始用诗歌反映严酷的现实和世情，写出了一系列的诗歌，代表作有《兵车行》丶《丽人行》丶《前出塞》丶《后出塞》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不朽的名篇，给当时的诗坛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式。

（3）战乱流亡时期，也是陷贼与为官时期。前后四年之多。此时杜甫44—48岁（从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公元755年11月发生安史之乱，次年六月长安陷落，玄宗奔蜀。安史之乱不仅使唐朝元气大伤，由盛转衰，而且使社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民生陷入苦海。杜甫也亲身经历了这一巨大的历史转折，并为此吃了许多苦头。他先是抱着希望，个人抛家别妻，投奔于灵武即位的肃宗，企图报国，却不幸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到长安，陷贼中将近半年（期间先后写出《悲陈陶》丶《悲青坂》丶《春望》丶《哀江头》等名作）。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被任命为左拾遗。不久却因为疏救房管，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奉命回到鄜州探视妻子，写成了可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媲美的长诗《北征》，全诗以归途中和回家后的亲身见闻作题材，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叙述了安史之乱中民生凋敝丶国家混乱的情景，陈述了自己对时事的见解。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放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丶《潼关吏》丶《石壕吏》丶《新婚别》丶《垂老别》丶《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丶“三别”。公元759年7月，杜甫出于对政治的倍感失望，加上国破世乱，毅然弃官，西去秦州（甘肃天水），十二月又至成都，这才在成都避居下来。这一段的经历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性命攸关之际，倍睹社会广大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现实。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千古之下，犹闻其悲丶其叹丶其哭！至今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著名的《新安吏》丶《潼关吏》丶《石壕吏》丶《新婚别》丶《垂老别》丶《无家别》组诗六首，真切反映了唐王朝战乱年代抽丁抓夫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成了唐代由盛转衰的一面镜子，后世称杜甫的诗歌为“诗史”，多是由此而来。

（4）漂泊西南时期（从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时期是杜甫从48岁到59岁逝世前的十一年间的一段稍微安稳丶但终又飘泊不定的时期，既是伤心回顾，也是乱世求安的时期，既是诗人晚年诗作大增也是体弱多病的时期。杜甫在蜀中八年，在荆丶湘三年，用杜甫的诗句来说，就是“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成都城西浣花溪畔的草堂，是他的主要栖身处所，在友人们的资助下，杜甫过上了晚年的一段稍微安定的生活。此时离开了干戈扰攘丶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和愁肠百结的身心，暂时得到了休息，一方面他怀着无限的热爱写出了不少歌咏自然和田园风光的诗歌；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忘记国破家亡丶流离失所丶无处安身的人们，由自家的茅屋为秋风所破，联系到天下广大寒士，盼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宝应二年（763）春，延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脱口而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一首诗歌是杜甫一生中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廓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此时他的诗歌，风格多种多样，臻于成熟，一个师法多样而又自然开创的诗人杜甫出现了，并发出了千世之下令人感同身受的心声。

杜甫在成都期间，得到镇蜀长官（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兼友人严武向朝廷举荐，被任命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只因严武突然去世，他失去依靠，不得不再度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欲返家乡。途中他因病到夔州住了近两年，期间写下大量诗作，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写得多，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丶肺病丶风痹丶糖尿病等不断缠绕着他。或许杜甫已经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和自己所剩下的岁月不多。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便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在暮冬中为所见到的湖南渔民和农民的艰苦生活所感，一来到便写出了生动反映湖南民众疾苦的《岁晏行》和壮阔悲感丶传诵至今的名篇《登岳阳楼》。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居无定所，往来于岳阳丶长沙丶衡州丶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舟船上度过的，真正是过着漂泊的日子。大历五年（770）的冬天，他病逝于潭州（今长沙）到岳阳的湘江浩荡之水中的一条船上。一代伟大诗人杜甫客死舟中，终年59岁。[2]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从历史追寻而起，直说至今，历史与现实，时代与个人融于一炉，感情沉郁，功力毕见。诗末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中国古代史上继屈原之后最伟大的直面现实丶许身报国却壮志难酬的诗人最终落了个贫病交加丶客死舟中的悲惨下场，犹令千载之下众多诗人念之断肠！中国诗人的处境和命运，由此可见一斑。

杜甫在西南漂泊期间，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这一时期是他的诗作成熟时期。其中又以夔州两年诗作四百余首数量惊人，而此时他体弱多病，诗人仿佛已感知命运多厄丶时日无多，他能抓住的只有诗歌，只有写诗才能安慰他的孤独困苦的心灵，只有诗作才是精神慰藉和生命寄托，因此，不管是夔州多病还是湘江飘泊，杜甫无一不用他的羸弱的毛笔留下了他晚年的感怀丶行踪和绝唱。

3丶感时伤世

杜甫的诗歌，最突出的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现实主义的特色极其强烈。由于深受儒家忠义用世思想的影响，杜甫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天下苍生丶社会国家。不论是“三吏”丶“三别”，还是《丽人行》丶《兵车行》，也不论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还是《登岳阳楼》，杜甫所写的无不是那一个时代的民情世态，发的无不是深沉恳挚的家国之慨。[3]也就是说，社会现实丶世情民态丶个人际遇丶悲欢离合都成了他诗歌的重要来源。从诗歌创作的题材来看，杜甫诗歌的这方面的题材显然是占有极大的篇幅，相当集中而突出，这也是杜甫赢得后世“诗史”之称的重要原因。

杜甫由感时伤世入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虽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像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对“三吏”丶“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4]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丶肃宗丶代宗三朝有关政治丶经济丶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3]杜甫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自己的心声。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抒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综而观之，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丶“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5]

4丶终身为诗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体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可以说，诗歌创作贯穿了杜甫的一生，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佳作和传世之作，倘若以传世之作而论，历代诗人中，杜甫的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是最多的（或许只有李白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而以影响后世而论，千古最奇伟之诗人，非杜甫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