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宏江    黄莹

杜甫作为有济世怀抱的伟大诗人，在其诗中反复歌颂历史上建立功业的政治风云人物，高度赞扬他们的勋业，表达渴慕怀念之情，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对蜀相诸葛亮的赞咏。仇兆鳌《杜诗详注》中涉及蜀相的诗歌共有8首，分别是《遣兴五首》其一，《阁夜》、《蜀相》、《 咏怀古迹》四、五、《武侯庙》、《八阵图》、《古柏行》。蜀相以其超人的大智慧和为政的忠诚勤恳，受到历代官民的真心敬爱，杜甫一生也把他作为自己心中的偶像，无论在人格品德和政治业绩上，蜀相都是诗人完美人生榜样的崇高化身，可以说杜甫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浓厚的“蜀相情结”。

所谓“情结”，是指对某些人有着永远强烈的情感和向往，敬仰，怀恋和效仿，并把此作为自己人生要达到的一种诉求，是无论何时何地都难以割舍的心理愿望，虽然大多数并不不定能企及，但这毕竟是人类一种浓厚的情怀的寄托和对理想认识的不懈精神追求。蜀相诸葛亮作为拥有完美人格和不朽业绩化身，受到一切仁人志士和敬重和向往，并开形成一种高尚的情结萦绕是必然的。

自从晋代诗人左思以来，借咏史以咏怀已成为诗歌史上优秀传统。当杜甫在晚年的颠沛流离中追溯他大半生的凄惶无为以及不灭的壮志终成泡影的现实时，诸葛亮的传奇经历和非凡事功又触动了他悲怆的心曲，所以这八首诗歌有一种深沉悲凉的情调。历史的长河滔滔奔流，高尚的美德，不懈的追求、虽死不休地为其无望的高尚理想而奋斗，这些永远是最有价值的，是毁灭的美。这八首诗是厚重的，承载了杜甫太多襟抱未开的悲愤，也表达了杜甫对心中人格偶像惺惺相惜的怀念凭吊之情，虽只有八首诗，但是饱蘸着杜甫一生的心血，诉尽了英雄豪杰失意愤懑的脉脉哀怨，就是这八首诗给我们心理上的总体感觉。蜀相是杜甫一生的政治追求的典范，诗人的期望值和辛勤劳苦的求索纠结在一起，构成了他鲜明的蜀相情结。

本文试着分析这些诗歌，并从心理悲剧体验的共鸣、历史意识和宇宙意识的潜在意义空间，以及杜甫强毅执著的精神，对君臣知遇的渴望、忠诚无私、美人迟暮的焦虑心绪等方面对杜甫浓厚的蜀相情节进行探析。

一、             悲剧心理的体验

杜甫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以衰病漂泊之身，执着不舍地追求贤明政治的实现，然而现实却是民族盛极骤衰，战火纷飞、叛军凶焰万丈，这份苦难被杜甫承受着，他也从首都小吏被沦落为荒江野老。他在《进雕赋表》写的“以雄才为已任”，终不见用，落得“众雏倘割鲜于金殿，此鸟已将老于岩石扃”的雕鸟，竟成了其身世和精神历程的可悲象征，这使他的悲剧心理体验十分浓重。惟其内心悲苦，将这种悲苦写入诗中来表现悲剧的心理体验，将其困顿不遇的焦虑拓展到对古今高尚人物的凭吊追忆中来释放宣泄。面对战火连天、家园成为丘墟的现实以及自身漂泊流离的经历，诸葛亮的传奇经历进入杜甫敏感焦虑的诗心则不足为奇。杜甫对蜀相的人物意象给与了特殊的留恋和关注，加之他入蜀后，故老传言、江山遗迹大多涉及到了昔日的蜀相，此境此地，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与自己心灵深处的悲剧感、沧桑感、废墟感产生共鸣，由此我们理解了两个情投意合的高尚的心灵。

在《蜀相》中，杜甫带着敬仰的心情去寻找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灵魂，他以反问自答的开头表达出自己的出游行踪，也表达出自己无限敬仰的精神行踪。他寻找到了什么？崇高，一种带着荒凉感的崇高。繁茂的柏树象征着崇高，令人起肃穆荒凉之感。人们探访到古迹名胜，感受着穿越荒凉而且瞻仰崇高的精神历程，在古今心灵共鸣中使其精神得到净化和升华。因此诗中不写建筑的巍峨和塑像的庄严，而是写台阶庭院，摆脱浓重的实物障碍，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片带荒凉感的空白，碧草映阶，空为春色；黄鹂隔着树叶，空鸣好音。这里的“白”、“空”字，都跟心灵留出一片带荒凉感的空白，以便进入清旷空灵、若真若幻的历史联想状态。在真幻交织中历史人物既远且近，远的是三国时的历史，近的是心灵中的历史。远近交织处，从诗人心灵深处浮现出诸葛亮生命价值的精华，一是刘备对他的知遇之感，三顾求之，托付“天下计”而重用之；二是诸葛亮对蜀汉两朝的竭诚忠贞，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作者：裴宏江，黄莹（女），广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2005级研究生。

“老臣心”，历史上如此竭诚的知遇，对于长期穷愁漂泊，人生之路屡受挫折的诗人而言，无疑有强大的心灵震撼作用。然而历史无情，这出师北伐，未获全胜，便星落五丈原了，思想至此，怎不叫后世英雄扼腕泪湿。全诗格调前冷后热、冷热错综，深挚悲壮，正是杜甫一往情深的蜀相情结之表现。

杜甫一生的悲剧自不必说，而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蜀相》）也让人心中悲凉丛生，两个悲剧性人物，从心理深层来看，其咀嚼的心理体验是相通的。再者诗人具有敏感的心灵，由心灵支配感情，进而诗兴不可抑制，便产生了好诗。蜀相的崇高精神、峻洁人格、未竟的壮志，与“万方多难”的社会现实，加深了杜甫的悲剧心理体验，两个伟大的心灵跨越时空而产生了共鸣。

二、             历史意识和时空意识的潜在意义空间

杜甫的眼光是敏锐深长广漠的，其诗往往从时空变幻中去抒发人事、寄托怀抱，在对人物的追忆评咏中来进行哲理的思考，蜀相作为伟大的历史人物，离杜甫已逾五百年，他平生施展抱负、纵横裨阖的舞台正是杜甫一生飘泊的路线之所在，诸葛亮长于山东临沂，而杜甫曾“放荡齐赵间”（《壮游》）；诸葛亮曾出使东吴，劝说孙权联蜀抗曹，而杜甫也曾游历吴越；刘备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而白帝城在夔州，杜甫也曾流落夔州，诸葛亮治蜀十三年，而杜甫也曾“五载客蜀郡”（《去蜀》），诸葛亮自蜀中六出祁山以图关中，而杜甫自关中、经秦州、过同谷、入剑阁，历绵州、抵成都、至蜀中，两人的路线基本吻合，有如多的相似，故而两个伟大人物在历史意识和宇宙意识的层面上达到沟通，当杜甫在现实的无奈中叹息时，穿越历史迷雾和漠漠山川的蜀相形像，在他心中更清晰了，更易于寄托慨叹了。我们试看这两首诗：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武侯庙》）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八阵图》）

作这两首时，诗人己届暮年，以贫病之躯，流离夔州，精神上十分孤寂，也更渴望当世有蜀相一样的良臣贤相来安邦定国，拯救黎民，“遗庙丹青落”，让人有一种沧桑变幻，白云苍狗之感，当年贤相已逝，就连遗庙也由于历史久远丹青剥落，荒凉没落，当世再无此杰出人才了。“空山草木长”，唯有庙宇座落的山间还草木森森，永恒不变的是大山，是草木年年的荣发。“山”是“空”的，失去了蜀相，整个宇宙洪荒一片空茫，诗人的内心也沉浸在一片辽远的历史衰愁中了。前两句庙在人逝，足以使人哀伤；更以令人沉痛的是，后主昏庸，蜀相辞主，兴师北伐辛劳无期，再也不能归卧南阳啸傲山林、吟咏诗酒了，一直到累死于北伐军中。朱注“此诗后二语，人无解者。武侯昭烈驱未见其忠，惟当后主，而尽瘁出师，不复有归卧南阳之意，此则云霄万古耳。曰犹闻者，空山精爽，如或闻之也”[2]。“犹闻”意为蜀相精诚，空山也知，移情入境，倍增其痛。“不闻”使人想起蜀相自入刘备阵营，便辛劳驱驰，尽瘁至死，咏尽了蜀相晚年的功业和悲剧，“辞后主”，“卧南阳”联系起了武侯的晚年和早岁，然而这一切毕竟“不复”了，诗句的结尾更显沉郁痛心。

再看《八阵图》一诗：“功盖三分国”，突兀而起，凝练老成，正是蜀相的辛苦经营和智慧策划，才使得天下三分、鼎足而立。“名成八阵图”，道出了诗人由衷的赞赏敬服，两句一气呵成，方寸间有千里不尽之势，一下把笔力收住了。“江流石不转”以流动的大江对石阵的永恒不迁，有“子在川上”之哲理寓意，当年之俊才早已风流云散，随历史长河而绵绵远去，只有巨石无语屹立，年年如斯，见证着武侯垂名千古的智慧，一动一静，一咏一叹，足以发人深思，体味苍凉的历史感，“遗恨失吞吴”，笔势一转，说明由于关羽不能执行联吴之方针，致使蜀相一生心血呕尽而终不能实现夙愿，蜀相功业不成之悲剧已萌兆于此，也因此挫折了由蜀汉一统天下的可能性，可谓千古“遗恨”，只此“遗恨”二字，全诗的悲剧气氛便定了基调，前两句中的“功”、“名”，断送于末句中的“遗恨”，前是兴扬，后是抑折，笔锋变化曲折，显示了诗人在对遗迹的凭吊中产生的情绪感慨。

张缙曰：“此处两绝句，足尽武侯一生心事。”[1]杜甫在这两首诗中，都将武侯早年和暮年的形迹事业联系对照起来，并且都写出了壮志未酬的千古遗恨，山川草木、庙宇阵图、功名遗恨，这些物象都汇于短短二十字中，思接千载、情注六合，大开大合、收缩圆转，创造了历史潮流意识和宇宙意识的存在意义空间，表达了对蜀相的敬仰和理解。

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强毅执著精神的契合

杜甫给自已树立的人生价值标准非常崇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并且毫不怀疑自已的政治才能，“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些是他毕生的志向和愿望，但在盛唐政治恶化和社会崩溃中显得危险和空幻。他曾三度欲改变命运：一是天宝年间献《三大礼赋》，二是至德初冒九死一生赴肃宗灵武行在，三是成都草堂时期入严武幕府。前两度受到挫折，毋庸多说，即便入严武幕中，杜甫一度振奋后即觉不被重用，终至辞去。因此才有“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之叹，甚至有“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仗大臣，不比泪长流”（《去蜀》）的看破人生之念。胸怀壮志而屡挫屡起，又屡起屡挫，使杜甫心中充满着漂泊感、挫折感和压抑感，但他始终热情不灭、跃跃欲试，这种精神实在是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强毅精神的写照，无论成败如何，这种执著足以昭示杜甫高尚的人格，洁白无私的信念。足以使人敬仰感叹。

而蜀相自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2年）渡泸南征，建兴五年班师，六年即又帅师北伐，凡六出祁山，于建兴十二年秋八月卒于军中，为了一统天下，实现隆中对策，鞠躬尽瘁，以有魏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八分之一的人民的国力来攻打魏国，其成功的几率十分微茫，况且荆州已失，隆中规划的进军路线已不可行，然而蜀相志在天下归一的崇高目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两人的强毅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故而引起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心理共鸣。

四、             对君臣际会的渴望和韶羡

杜甫终其一生都向往着君臣遇合、贤明政治的实现，“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东坡集》卷二四），“葵藿向太阳，物性故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大唐可称得上忠心耿耿。而武侯是实现了君臣际会，且尽瘁王事的千古忠臣，无疑，对君臣遇合、贤明政治深切渴望的杜甫来说，蜀相成了他寄托这种愿望的化身。

唐室多艰，尤其是在杜甫流落蜀中及其以后这一时期的形势真是风雨飘摇，故而杜甫由衷羡慕刘备、诸葛亮二人的际会，渴望天下大治，大唐中兴。在蜀中时，他就谒武侯祠，为之一洒英雄之泪，当其在夔州看到先主庙、武侯庙、白帝城、永安宫、八阵图时，更加思如泉涌，感慨万千。他对诸葛亮的准确评价是前人所未曾有的，盛赞“一体君臣”的格局，如《咏怀古迹》之五，一反陈寿对诸葛亮“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2]的评价，认为“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可驾伊吕，俯视萧曹。黄生曰“此诗先表其才之挺出，后惜其志不成，武侯平生出处，只以五十六字论定，前后诸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1]在《咏怀古迹》其四中，杜甫用“一体君臣”赞叹刘备、诸葛亮二人的明良相合，诚如王嗣   云“此首咏先主祠，而所以怀之，重其君臣之相契也。”[3]在《谒先主庙》、《古柏行》中，诗人写道：“中原仗老臣”、“得士契无邻”、“君臣已与时际会”、“先主武侯同   宫”。赞扬了刘备对武侯的信任重用。而“杂耕心未已，呕血事酸辛”二句生动写出了诸葛亮的忠贞尽瘁，字里行间有无限同情和敬仰。在《古柏行》中高大参天，正直劲挺屹立于凛烈风中的古柏正象征了孔明英才盖世、忠诚坚贞，力挽狂澜的完美人格，故王嗣  曰：“乃公自谓。”[3]在诗人眼中，树即是人，人即是树，他们已融合成一个意象了。

杜甫歆慕刘备、诸葛亮的君臣际会，赞颂诸葛亮尽忠王事，其实都是他内心深处蜀相情结被深刻触动的激烈反映，所谓“向来犹国泪，寂寞洒衣巾。”（《谒先主庙》）陆游说杜甫“流落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陆游《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一七），这是十分准确的。

五、“美人迟暮”的焦虑心态折射

 杜甫所写的有关蜀相的诗歌都作于他人生的暮年，其生命的火焰即将熄灭，面对战乱不休、一时难得清明的时局，他内心是充满焦虑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诗人的人生岁月在战乱中消磨，在羁旅中浪费。“万里悲秋常作客”，（《登高》）、“满目生悲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杜甫越到晚年，生命忧患感越重，并伴随着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已不可能实现了，所谓昙花一现的为官经历，只不过是失败的痛苦记忆。他承担着自已给自已提出的，却无法完成的使命的巨大压力，只得悲凉而无奈的走完艰难苦恨的残生，他的这种忧虑生命逝去，却功业未见的焦虑心态，也和蜀相的晚年有某种相似之处。

诸葛亮“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2]，念念不忘“兴复汉室，还于旧都”[2]陈寿看得很清楚“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振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2]正所谓美人迟暮、万绪悲凉，蜀相晚年频频用兵，实在是充满了完成使命的焦虑感和庄严感。然而“运移汉祚终难复”（《咏怀古迹》其五），只有“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其五）为自已的理想作最后的一搏，历史兴衰具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命运感，“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空寂寥”（《阁夜》），一切遗恨都交付于天地间的大寂寥了。晚年的杜甫对于诸葛亮暮年的命运体验，具有更加复杂的情结，足以引起心理共鸣，透过诗歌的形式自然就折射出来。

小结

杜甫和诸葛亮的心理机缘是很深的，成了一种拳拳的情结，这就是千古不灭的道德魅力和智慧风采以及人生悲剧的某种一致性，在心理悲苦、焦虑、执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渗入诗歌中而得以表现并宣泄出来。言为心声，两个伟大高尚的心灵找到了契合点：诸葛亮没有完成兴复汉室大业，但他的志向中无可质疑的；杜甫困顿终生，壮志未酬，但是他的志向也是至死不渝的。功业虽未尽如人意，但那种高尚的精神和不懈的追求却永留人间，这便是可以跨越生命的有限性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仇兆鳌，《杜诗详注》（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嗣奭《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