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永贵
诗人杜甫与小说家曹雪芹可谓中国文学史上“双悬日月照乾坤”(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十)式的两位写实主义大师,尽管他们相隔了整整一千年(杜:712—770),曹:1715或1724—1763或1764),经历颇异,性格迥别,并且是通过不同的文学形式抒写怀抱、称名于世的,但他们却同有千年不易的“诗心”与“诗胆”,并同为后人留下了波澜壮阔、慷慨悲怆的传世“史诗”。本文试就二位相同的起点、不同的个性以及在艺术上殊途同归的自觉三方面作一粗浅的阐述。
一
曹雪芹之友爱新觉罗·敦诚《寄怀曹雪芹》诗:“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其中化用杜诗之处有三:一引《丹青引》;再用《秋雨叹》之三“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终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名句。敦诚又有《赠曹雪芹》“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何人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此诗虽曰赠曹,若视为论杜有何不可?除了其中困顿相似之外(唯有白眼、餐霞之风度似与杜有隔),又多用杜意,所谓“蓬蒿”、“酒常赊”(酒债寻常行处有)、“衡门”(反锁衡门守环堵)、“今雨”(杜甫《秋述》:“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司业青钱”(《戏简郑广文虔兼呈苏司业源明》:“赖有苏司业,时时乞酒钱”),皆是杜诗所用词汇。敦诚《佩刀质酒歌》:“直卸金貂作鲸吸”,用《饮中八仙歌》:“饮如长鲸吸百川”,同上诗末句“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用《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之诗意。又敦诚《挽曹雪芹》“四十萧然太瘦生”,直用李白《戏赠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亦在将曹比杜。
胪列上诗,可见曹与杜确有可比之处,笔者根据有关材料,略加排比如下:
(一)奉儒守官之家,翰墨书香门第。杜甫家世史有明文,《旧唐书·文苑传》:“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父闲,终奉天令。”官虽未曾显达,也非寒门。杜甫于《进雕赋表》中自述道:“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杜甫又有诗“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对乃祖在诗歌上的成就颇为自得。杜甫的早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与其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杜甫的诗艺,早年在家风的熏染下无疑奠定了基础。青少年时代的仗剑负气之举,“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壮游》),培养了指导他一生的忧国忧民的侠义心肠。
杜甫终生从事诗歌创作,即使生前潦倒、身后寂寞,但因诗歌在当时、杜诗在后世的崇高地位,而使杜甫之身世附丽而传。可千年之后的曹雪芹虽然也以诗知名于朋侪之间,但他毕生追求的却是小说之道,小说不为士大夫所重,自当不能登大雅之堂,再加上曹氏家族特殊的政治原因,致使曹雪芹家世淹没无闻几二百余年,1921年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才首次将尘封零散的曹家故事公之于众,后经众多红学家的爬罗剔抉,其基本情况已经探明。相对而言,曹家比杜家位高势重。雪芹曾祖曹玺之妻竟为康熙乳母,所以康熙当政后,对雪芹祖父曹寅体恤有加,恩准其为江宁织造达二十年之久(1692—1712),曹寅死后,曹、曹兆页又连任其职。直至雍正五年才“家亡人散”。曹门三代皆被“浩荡皇恩”与杜家有极大悬殊,这虽然为极荣耀之事,但也正合了秦可卿预言的“登高必跌重”的结局。曹寅作为曹家最显赫的一代,并非为“禄蠹”之流,曹寅本是一个文学风雅之士,著名收藏家,校刻古书、刊印精本,做了一些儒雅之事。尽管曹寅死时(1712),曹雪芹尚未出世,但其家道之衰却是雪芹13岁(按生年1715年计)之后的事了,毕竟他有机会在少年时代享受“天恩祖德、锦衣纨衤夸、饮甘餍肥、父兄教育、师友规谈”的贵公子生活。他后来在《红楼梦》中表现出的高超的文学技巧,固然与他的生活磨难相关,但也与其少年时代的家学传承无疑是分不开的。
(二)诗人偏从末世来,谁知爱慕此生才。尽管杜、曹皆生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宦文学之家,但都是生不逢时。他们的家庭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周旋之后,至诗人出生时,已到了“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末世”了。末世思想根生于“家国”观念,中国古代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非常重视家庭的延续、家族的盛衰,但是“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红楼梦》第十三回)。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可能永保常全,即使是皇族也不例外。末世观念一般含两层意义,一指时代之末,官场腐败,社会黑暗,乃是末世之兆;一指家族之末,人事颓败,家门坏朽,从高位跌至底层。
杜、曹所处“末世”又有所不同。杜甫不仅生于家族之末世,更重要的是他恰逢社会之末世。而其家族之衰败与时代坏朽是紧密相连的。玄宗虽称明主,但仅在开元年间至天宝后期,因年龄老迈,自以为天下太平而生享乐之心,再加上适逢绝色佳人杨玉环,于是宠美人于深宫之中,授权柄于奸宦之手,终至酿成毁国大祸。末世之中,天下离散,军阀骄横,国器示人,生民涂炭。杜甫生于兹,亲身感受了山陵崩毁的政治厄难。杜甫于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进入长安,寻求发展机遇,但是举目悲凉。皇室宴游无度,贪官污吏横行。经十年困顿,一无所获。从家庭的角度而言,至其父,家道已入贫衰,区区一县令,在当时门风盛行、攀比富贵的大潮中,是找不到政治依托的。没有高官贵戚为其荫护,杜甫只得以乞求的方式向达官贵人直至皇上推销自己。社会与家庭的双重没落致使杜甫在强烈的渴望中“居然成落”,这真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探春判词)。
曹家鼎盛于康熙年间,应该说不在社会之末世。众所周知,清初经近百年的征伐削藩,到康熙年间已进入所谓“康乾盛世”的时代了。终康熙一朝,汉满对峙的情绪已明显淡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乐其所。但是曹家的兴起既然为康熙之恩惠,那么随着康熙的弃世息政,曹家就必然会因福为祸。康熙身后,雍正通过血腥手段取得皇位,即对康熙旧臣大加挞伐,曹家也正是在雍正初年因一桩“邮亭骚扰”案而牵涉到任上亏空等民事、经济原因被抄家,其实它的本质是皇权交替过程中的政治迫害。所以曹家之末世与杜家之末世不同,曹家末世乃指康熙政权的衰亡,雍正政权取而代之,与康熙政权相伴生的曹家在雍正初年的苟延残喘正是这个家族的末世。曹雪芹在幼年时期就经历了家族如此剧烈的衰变,那才是真正的生不逢时。杜甫既生于末世,其诗歌水平再高,却不为时人所重,也就不足为怪了。唐代虽被称为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但在当时,诗歌的艺术价值并不一定是诗歌最高价值的体现,只有经过历史汰洗之后,艺术价值才可能被最终定位,所有艺术品在当时之所以引起重视还附有许多非艺术因素。在唐代,诗人的出身,诗人的交游范围,诗人受到谁的赏识,诗人作品的仕进功能,是其作品是否受人欢迎的重要因素。杜甫家道中落,交游者多为失意者,并无贵人相助(所谓“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并无实际效果),并且他也未因诗而取得功名,所以,尽管作者穷其心力、孤往冥行而达到了高妙不可等闲的艺术境界,其作品也仍然被冷落了数百年。杜诗在诗的时代尚且如此,更何况曹雪芹不识时务地毕其一生从事小说创作了。《红楼梦》在作者生前就广为传抄,后来“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程甲本序)。很多达官贵人虽然心仪已久,也未必敢于阅读,弘日午眉批永忠《吊雪芹三绝句》:“《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因此,尽管《红楼梦》能够“不胫而走”,却未能为作者赢得生前的名声,反使其身世“失落无考”,湮没无闻。
(三)从生活到艺术:穷、酒、泪、诗。因生活困顿而皈依诗文之道,这是古代文人走向成功的常规之路,也是文学艺术最终能臻于妙境的公理。杜与曹可被视为两个十分相类的典型。穷是一种现实的缺憾,文人往往通过抒写怀抱、愤世疾俗来弥补这一缺憾。所谓穷,并不仅仅指生活上的穷困潦倒,更是指怀才不遇、流落江湖、前途渺茫、日暮途穷。杜甫在度过“裘马颇轻狂”的青少年时期之后,才开始感到生活艰难和理想实现的渺茫,从此之后,诗人在穷困、穷途之中终老其身。曹雪芹遭遇家败人亡,已完全沉沦于下层。穷而后生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穷愁的煎熬中,酒便成了真正的“知音”了。杜甫不象李白善于狂饮,但他作《饮中八仙歌》褒扬激赏善饮者。杜诗中关于饮酒的诗篇不胜枚举,岳麓版《四部备要》本《杜工部集》卷九有十多首诗,连续用饮酒事:醒酒微风入,听诗静夜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九)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同上之十)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重过何氏五首》之五)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位宅守岁》)无计回船下,空愁避酒难。(《与雩阝县源大少府宴陂》)清秋多宴会,终日困香醪。(《崔附马山亭宴集》)赋诗拾翠殿,佐酒望云亭。(《赠翰林张四学士》)细草称偏坐,香醪懒再沽。(《陪李金吾花下饮》)自失论文友,空知卖酒垆。(《赠高式颜》)酒酣之际,诗兴大发,李白如此,杜甫也不例外。但杜甫饮酒似有节制,不是借酒佯狂,而是细细品味,点点入心,具有成熟醇厚之风。所以其诗歌亦多庄严凝重之作,是发酵充分、积年封存的老酒;与李白充满少年情怀的意气风发之饮大有差别。相形之下,曹雪芹在穷愁之际,多旷达情怀,渴酒如狂,却不露穷愁之色。鹿车荷锸葬刘伶。(敦诚《挽曹雪芹》)燕市悲歌酒易醺。(敦敏《呼酒话旧事,感成长句》)卖画钱来付酒家。(敦敏《赠芹圃》)醉余奋扫如椽笔。(敦敏《题芹圃画石》)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张宜泉《伤芹溪居士·序》)曹之朋辈往往将他比之于阮籍、刘伶,就是说,他的饮酒有魏晋的名士风度,有看破红尘者的潇洒,若说杜甫为老酒,那么曹雪芹就当是仙醪玉液了。穷愁而赖酒以浇,愁至深处或酒至酣畅之间,往往“有泪如倾”。杜甫在诗歌中非常善于哭泣,他继承了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哭法,长歌当哭,长哭当歌,一部杜诗,不仅为“诗史”,也可称为“痛史”、“泪史”。他哭历史上的不得志之徒:“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他哭不遇而亡的故人:“吾民哭孤冢,南纪阻归楫”(《八哀诗》之二),“风雨嗟何及,江湖涕泫多”(《哭李尚书》);哭时世:“少陵野老吞声哭”(《哀江头》),“感时花溅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之三);哭亲人:“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野望》),“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涕泪纵横,皆因痛楚之深,所以杜甫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因为他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体会了人世的辛酸。
曹雪芹身世无闻,但他的朋友既说他有魏晋风度,似乎不应有啼哭之状,应该是通脱傲世的,其实不然。《红楼梦》第一回,作者就自白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批书者也认为“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戌本眉批)在作品中,作者竟然设计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还泪”姻缘,听起来素所未闻,但若对现实人生略加考察,还泪之说便不那么突兀了,它实际上只不过是生活苦难、爱情悲剧的浓缩影象。
穷、酒、泪、诗,这是一条常规之道,天才也是从这条常道上走来的,但这条看似风景依旧的通衢对人的塑造、给人的启迪却是千差万别的,天才的诗人,往往能化平常为奇迹,依浅显而筑深奥,这其间,还须依赖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差异和主观上的努力。
二
在朋友们的眼中,曹俨然可与杜甫相提并论,然而,杜与曹之间的差异却又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表现在具体生活内容、思想性格与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作家艺术创作的倾向性,也正是这些差异,为我们塑造了两位个性鲜明的文学大师形象。
前文已论及,杜与曹虽都生于末世,但其内涵有别。杜家是因官宦不续所致,至杜甫手中,未能取得功名,祖上之荫绵薄,所以诗人只得长期处于穷困之中,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曹家的衰败乃因政治上获罪所致,是一个突发性事件。杜甫在人生旅途中看尽了人间的炎凉,拥有了丰富的、沉重的社会阅历。从年轻时代起,他便广泛交游,四处奔波,中年之后,饱尝穷途困顿、支离飘泊之苦,在这漫长的煎熬之中,诗人培养着自己对政治、友情、亲情、诗艺的热情与追求,在苦难中肩责任,在苦难中求安慰,在苦难中得升华。曹家势败之后,被迫迁往北京,而曹雪芹此时尚幼,他还不能切身体会人生苦难之悲,但家败前后生活条件的差异肯定会给他心灵上留下深深的伤痛,而洋洋巨制《红楼梦》的创作激情的获得与这种难以磨灭的伤痛无疑具有因果关系。可是他的成长过程、生活过程、创作过程的原貌都已散逸,只转译成别人的故事。杜甫因其史笔而使后人获得了有关他人生经历的直观材料,所以可以论世而知其人也。曹因家族获罪,又未能知名于当世,虽诗才被朋友激赏,而交游者皆属无名之辈,所以后人既不能论其世,便难知其人,好在《红楼梦》小说多多少少留下了作者生活的某些影象,但无论如何,也是隔了重重雾霭、模糊不清的。生活内容的差异只是行为的表象,更进一层的区别体现在思想与性格方面。杜甫的思想非常单纯,儒家思想涵盖了他的一生。他生活于佛道盛行的盛唐时期,可并无仙气与佛味,他的一切行为都植根于“社稷民生”的思想观念中,那股不能通脱的“执”的精神是对尘世人生中执着于理想者的安慰剂、对责任者的鞭策与声援、对生命的锻造与珍爱。杜甫的这种执着因义无反顾地指向人生的责任与苦难,所以在人格上他赢得了比李白更隆的声誉。曹雪芹相形之下,要飘逸空灵,他的思想与性格都接近魏晋名士。“接四离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辨虱手扪”(敦诚《寄怀曹雪芹》),两句分别用《晋书·山简传》故事和《晋书·王猛传》中王猛见桓温边谈边捉虱之事,这是一个极端自信的傲世者的形象。此类比拟特多,诸如“步兵白眼向人斜”、“日暮西山餐暮霞”(《颜延之《五君咏》:“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敦敏诗),等等,从这些诗句可知,曹雪芹的性格乃具隐逸与狂狷气,狂饮、餐霞、不偶世,与李白有相似的一面,与杜甫却不类。当然,对于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的他来说,若象杜甫那样“窃比稷与契”,已非常不合时宜了。所以他在《红楼梦》中表现的哲学思想有浓重的佛道色彩,贯穿全书的“色空”观念是因“补天”意志失败后才产生的,通过道家的“南柯一梦”,最后悟道归真。来自空无,去至虚幻,作者看透一切的思想又与李白有别,李白的通脱完全是乐天派的,而《红楼梦》的思想却是感伤的、绝望的,是作者在“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为自己、为女性、为家族也为人间演出的一场格调低沉的挽歌。可以说,杜诗为人间留下了精神追求生生不息的壮美铿锵、沉郁苍凉的血性之歌,它是在中国大历史的青春期发出的字正腔圆之音;而《红楼梦》则是哀婉凄美、温馨悲悯的安魂之曲,它无意中敲响了古典文化没落的丧钟。以思想、性格的差异为起点,再进一步上升至艺术观念、艺术风格方面,曹与杜就更显出各自特征鲜明、直观可感的个性之别了。
因从小说角度无从比较二者,特以诗来界分其区别。杜诗风格千载有定论,用他自己之言“沉郁顿挫”差可比说。对于曹,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论说其诗。
(一)朋辈之评价。在敦诚等人的眼中,曹之诗风接近曹植与李贺。诗才忆曹植。(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敦诚《挽曹雪芹》之二)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樊篱。(敦诚《寄怀曹雪芹》)牛鬼遗文悲李贺。(敦诚《挽曹雪芹》之一)诗追李昌谷。(敦诚《联句》)可是一因“君诗曾未等闲吟”(张宜泉诗),一因诗作散落无存,至今竟未见一首曹诗传世(除《红梦楼》中诗词)。据敦诚《四松堂集》所记,仅传一联“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并评曰:“亦新奇可诵,曹生平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余挽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亦驴鸣吊之意也。”此联诗想象奇特,确得李贺风韵。
(二)小说中诗。《红楼梦》中诗词曲赋,众体兼备,形式风格,因人而异,模仿各种声口,恰到好处。用语结句,整体视之,与李贺远甚,以成就最高的歌行体与七律而言,与白居易闲适诗诗风极相似。尽管小说中之诗风未必为作者本色,但无论是李贺、白诗(晚年之作),或魏晋诗风,皆注重艺术追求,与现实生活都有一层隔膜。《红楼梦》中公子小姐们因年纪轻、阅历浅、见闻狭窄,所写诗词内容只会与风花雪月相关,而这些内容也正反映了作者魏晋名士式的对生命的感喟与李贺式的追求艺术想象的诗歌关怀。另外,人物之诗又必与其性格、命运相关,由此观之,作者未必能尽展诗才。而吟风弄月、奇想诡思的风格与杜诗真乃大异其趣。
(三)诗论。曹杜诗风有别,并不意味着曹不欣赏杜,这正如李杜风格殊异,而杜对李倾慕有加之先例。《红楼梦》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之口谈了不少论诗之见,其中有三处提到杜甫。第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作诗,教其先读王维五言律,“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第四十九回,宝钗论诗:“满脑子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第七十回,宝钗论诗:“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红绽两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媚语。”以上三段“诗话”皆赞杜诗,可见作者对杜诗是欣赏的。至于小说中人物之诗所用典故,也有多处化用杜诗,但更多的是化用《庄子》中、魏晋间故事,以及晚唐诗、戏曲《西厢记》、《牡丹亭》之成语,这也是与作者超脱傲世、感伤多情的性格相契合的。
杜诗记载了生命的历程,是点点滴滴的积累、步步为营的推进,有似封建王朝的“实录”。曹雪芹在自己的时代获得了比杜甫更幸运的机会,掌握了长篇小说这种可以极尽铺陈的艺术形式,但作为一个世家子弟、传统文人和傲世奇才,诗仍然是他交游的主要手段,所以在小说中,作者也不失时机地将诗歌形式作为一种塑造人物性格、浓缩文字信息、提纯艺术含量的手段派上了用场。在这样宏大的篇幅中,生活再也不是点滴积累、忽隐忽现的原生性纪录了,而是经过终生反思、剪裁、构思而成的浩翰之流,是对艺术的总结(不仅是作者自身的,也是对文学史的)和生活的总结(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众生的),它是在作者生命的终点、生活的晚期才得以完成的,有如一朝过去,方才回首撰其一代之史。然而,杜诗与《红楼梦》看似风景各异,但它们因拥有相同的终极关怀,所以其高妙幽深、气度弘肆的艺术境界是同质的。
三
不管曹与杜之间有多少细部的差异,但从生活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角度而言,二者又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完整地体现于他们在生活和艺术的双重境界中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之上。
杜甫的写实主义文风千古独步,也正是这一点才为他的作品赢得了“诗史”的美誉,于此无须赘言。对于《红楼梦》,其写实风格早为人所称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但作者开篇便道:“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这种“真假”观念贯穿全书,一般以为作者隐去了有关家史的真实部分,但这并不影响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在这一点上,曹杜又见出差异。杜诗的写实是典型化的、凝重的、批判式的,曹的写实是生活化的、繁复的、悟道式的;前者用史笔,后者具哲人的睿智。杜诗的写实精神基于作者“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面对乱世中的黎民百姓直至帝王将相,作者通通抱有一种拯救危亡、承担天职的悲悯情怀。对社会民众的这种良知是对他者的善待,对自我的忘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拥有了这笔丰富而鲜活的社会史料,它浸染着时代的血泪、充溢着生命的悲欣,支撑着一个可为万世垂范的高尚人格。曹雪芹写实缘起是“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原来是基于一种“女性崇拜”,这种崇拜之情借贾宝玉之言行思想而得以充分展示,情至深处,也即善至巅顶。因对女性爱之深,所以为其悲之切;因对女性敬之诚,所以为其哀之痛。写实只是手段,善的良知是一种驱动力,而最终的归宿则是美的感悟。杜诗之美典雅庄重、气势磅礴、深刻悲壮、规范齐整,其艺术特征“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整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样式和范本。”(李泽厚《美的历程》)。这种美学追求已经走出了对自然美的崇尚阶段而步入了创造性的自由美的范畴,是艺术积累与艺术自觉的结果。曹雪芹通过漫长绵密的叙述展示了生活的细枝末节,但这部平易通俗的生活史却能给人在美感上以强烈的震撼,它实则是一部“大禅经”,它的终极所指是青春、生命、少女之美的幻境,这种空幻之美需要在具体的生活史中去慢慢体味,所以过程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过程就没有感悟。感悟须具冷眼旁观的态度,它与杜诗之悲怆、苍劲以及理想与生命的冲动不同,几乎可以这样认为,杜诗充满意动神飞的动态之美,而曹的笔下,虽有一场“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戏,但它似乎仅仅是为了感悟虚幻而精心设置的一条注解,掩卷三思,真乃“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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